最近從《衛報》閱讀了一篇講述四名英國第二代穆斯林移民青年，如何從看似充滿激情浪漫的生活踏上聖戰者的路途。從熱愛音樂及電影創作，到毅然遠赴敘利亞加入聖戰行列，過程令人匪夷所思。其實，以社會經濟及宗教信仰的角度去闡釋恐怖主義的文章多不勝數，然而以這種個人敘事式手法去探討聖戰者背後的故事，卻買少見少。這不禁令筆者嘗試從另一視角去疏理其背後之脈絡。政治激進化的十二種機制（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），被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·麥考利（Clark McCauley）應用為研究恐怖主義的社會心理學論述，為大家開闢另一番天地，跨學科去解釋大家對聖戰者的迷思。
為何一個聖戰者不計其成本、時間與金錢，走上殉教呢？從理性選擇理論出發，定令人費解，就如我們不能理解二戰時期日本的神風敢死隊一樣。然而，若從背後的個人經驗、社會規範及對組織之認同去分析，就是這十二部曲想要進行的研究。而這些機制也嘗試解釋橫跨了個人、組織以至群眾三個面向的激進化過程。從個人面向起首，第一種是老生常談的個人受害（Personal Victimization），例如在僧伽羅族的暴政下，催化了泰米爾之虎的自殺式襲擊行為。然而，這並不足以解釋個人受害經驗衍生出對組織的無私犧牲。從這進入了第二個機制－政治不平（Political Grievance）。到這個層面，個人的激進行為開始帶有依附組織的色彩。最值得研究的例子，莫過於基地組織的頭號人物札瓦希里（al-Zawahiri），其個人經歷是典型的例子。在1981年，他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沙達特（Mohamed Anwar el-Sadat）的任務，結果受三年身陷囹圄之苦。此段囚牢經歷，被不少學者認為是他步入極端的轉捩點。此前，札瓦希里並不熱衷於暴力抗爭（或聖戰）。早年他加入穆斯林兄弟會，是一個「和理非非」及「非暴力」的知識分子，就算是當時的伊斯蘭精神領袖賽義德·庫特布（Sayyid Qutb）被埃及政府判死刑，充其量只能刺激他決定投身推翻政府的行列，並沒有進行恐怖襲擊的意圖。經過三年在囚被虐待的經歷後，他隻身赴及阿富汗參加對抗蘇聯的戰爭，此時更認識賓拉登（Osama bin Laden）。受到政治上不公平的對待，使他跟恐怖組織走得愈來愈近。
第三種的機制是從個人走進組織激進化的關鍵，就是「滑坡效應」（Slippery Slope），意指每一個行為都會成為進行下一個行為的藉口，慢慢不自覺地跌入這惡性循環。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由去自辯，遠比先尋找理由再去行動更為容易。最著名的例子是「史丹福監獄實驗」中的「路西法效應」（The Lucifer Effect），當獄卒擁有不受控的權力，或是受羊群心理的影響時，就會失去理性，不知覺把暴力無止境的升級。而最有趣的是，利用宗教和意識形態是無法解釋其背後行為原因，這令筆者質疑宗教對恐怖主義在背後的推動力有多重要一樣。而去到第四種機制，就是對「愛的力量」（Power of Lover）。現代恐怖組織愈來愈鬆散，原因之一是植根地區的恐怖主義如比利時的莫倫貝克區，愈來愈偏向以朋黨（Clique）為單位進行任務，有別於傳統較嚴密的組織。而這類朋黨多數招募來自親朋戚友等值得信賴的人。由此，在這種關係，產生了榮辱與共、生死與共的親密關係。
由第五種機制到第九種機制，都是解釋組織激進化的進程。這種進程，有點踏入了像黑格爾那種的正、反、合的辯證過程，以及毛澤東那種從外部矛盾去到人民內部矛盾的矛盾論一樣，這也是每一個群體都會經歷的過程，恐怖組織亦然。在這一系列組織激進化機制中，首先是如何有一群相似理念的人（Like-minded Groups）愈走愈近，在組織內的少數異見如何被大多數人的意見壟斷，以至組織激進化的步伐急促。而在孤立及威脅（Isolation and Threat）的情境之下，就如孤立無援的士兵一樣，對大家極端的依賴形成了極端的凝聚力，有助組織向其成員內化他們的價值觀，這也是恐怖組織的生存之道。上述衛報的故事揭示了一個問題，就是第二代歐洲穆斯林移民在當地所面對的種族歧視。故事主角在移民英國後，不斷受到當地人的欺凌及歧視，而令他身陷孤立而狹窄的社交圈子。直到他有一次在清真寺認識同樣是穆斯林移民的故事第二主角後，彼此產生同病相憐之共鳴。對當地社會產生排斥，使他們互相加速價值觀內化的過程。去到這一步，使朋黨之間的激進化速度變本加厲。
第七個階段就是爭取同類型的支持者（Competition for the Same Base of Support）更將成為組織的特性，有如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（Hamas）和法塔赫（Fatah）如何互相競爭，在國內爭取於奧斯陸協定之後的遊離分子。推而廣之，一個非國家單位要面對的威脅更上一層，需要和國家正面相爭，而產生出空前的凝結（Condensation）。從這一種挑戰與回應的互動，也會爭取到不少組織的同情者，被強權壓迫的情況使不少同情者義憤填膺，而這一技倆也是恐怖組織爭取支持者的慣常手法。最後在組織層面的激進化機制而言，就是組織分裂（Fissioning）。扎卡維當年在阿富汗戰爭以後所創立的阿爾蓋達伊拉克支部，逐漸孕育出今天的伊斯蘭國。以扎瓦希里為首的基地組織直接和今天的伊斯蘭國分庭抗禮，正是內部矛盾的結果；巴格達迪提倡「本土」建國，和基地的海外為主策略迥然不同。而這種矛盾，卻能使組織內部的向心力增強。
由組織層面走向群眾層面的激進化過程，克拉克·麥考利認為是走向殉教的最後里程。對外力入侵使用柔術政治（Jujitsu Politics）策略－即利用敵人的優點去反制之－使基地組織成功引蛇出洞，挑起美國的反恐情緒，為九一一事件進行了兩次戰爭。這柔術政治的成功之處，在於成功挑起雙方的仇恨（Hate），使戰爭未能平息亂局，反之激起伊斯蘭世界的反彈。在仇恨氛圍下，當有一些自發性的恐怖襲擊，ISIS再宣稱和自己有關，以此作招徠，收宣傳之效。歧視和偏見對ISIS來說，是一個天賜良緣，不費吹灰之力就收宣傳實效。在仇恨之後，就是訴諸殉教（Martyrdom），若果敞去宗教色彩，即謂孟軻所道的「殺身成仁，捨身取義」。對殉教者而言，這是出於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見證。殉教本身不但能產生心理效果，也能產生一種政治效果。當在朋黨組織中有人以死明志，跟據之前此前提及第四種機制去推論，在生死與共的親密關係下，使朋黨們不忍見其死，而使之更進一步激進化。
誠然，要理解為何埃姆瓦齊突如其來的成為聖戰約翰，為何阿巴奧德會進行巴黎大屠殺，從宗教、意識形態及社會經濟角度去分析，顯然只能理解幾塊砌圖。要了解恐怖主義，跨學科的研究是不可或缺。筆者不是社會心理學的專家，但希望藉此簡單的文章，為大家提供另一個視角去思考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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