執筆之際，距離伊拉克庫德地方政府的獨立公投還不到一星期。9 月 15 日，長久以來彼此敵對的傳統兩大黨──庫德民主黨（KDP）與愛國聯盟（PUK）破天荒達成共識，重啟因黨派之爭而關閉兩年的議會，並大比數正式通過於 9 月 25 日舉行獨立公投。若參考過去的民調，佔大多數民眾都認為獨立公投勢在必行。另一方面，不少黨派如變革運動（Gorran）、伊斯蘭集團（Komal），甚至部分 PUK 的成員均反對此時候進行獨立公投。就連美國、英國及聯合國也認為時機尚未成熟，並提出另一個選項──把公投延期至兩年後進行，及把獨立議題放在聯合國會議上討論，主要理由是一旦庫德獨立建國，將讓原本已經滿目瘡痍的中東局勢更加不穩，從而令伊斯蘭國東山再起。
然而，在這片大地上，獨立建國的情緒已經一發不可收拾。筆者認為，時機是否成熟，對於公投派而言是毫無意義的。在處理此命題時，我們需要理解上至當權者，下至民眾如何看待獨立建國這議題。「榮辱與共、生死與共」──民族主義的形成長久以來，庫德人生活在現今伊朗、敘利亞、伊拉克及土耳其之間的中東地帶，歷經薩法維、卡扎爾及鄂圖曼王朝的更替，在這些帝國的統治下，他們長時間都過著相對自治的生活。然而，自從 19 世紀，鄂圖曼帝國推行「坦志麥特」改革，集權中央，令民族自治每況愈下，於是庫德地區便出現了第一次高舉「民族」旗幟、對抗中央的起義──1880 年的 Sheikh Ubeydullah 起義。雖然最終失敗，但自此庫族人便漸漸萌生了民族意識，到了民族主義高漲的一戰時期，庫德民族主義便隨之成形，更在 1920 年代誕生了曇花一現的庫德王國。如威爾遜主義者一般的論調，「民族自決」成為了當時最流行的口號，亦成為現今最普遍的獨立依據。
但，「民族自決」豈止是唯一理由？若觀察伊拉克庫族在過去一世紀的歷史脈絡，自鄂圖曼帝國崩潰以降，他們所承受的苦難，成為了今天自決的理據──不論是面對殘暴的伊拉克君主政權及復興黨的血腥管治、屢次被列強背叛，或是黨派之間的鬥爭，這些集體經歷，也許構成了民族主義最重要的部分：「榮辱與共、生死與共」。
齷齪的政權與屠殺：國族主義的催化劑
在近代史上，伊拉克政府多次向庫族作出虛假的自治承諾及殘暴統治，不但使後者對前者產生不信任，更催化了庫德的國族意識。
首先，在 1921 年，伊拉克哈希米王國立國之初，其統治者費薩爾一世便曾承諾，給予庫族人相對自治的地位，例如，可以繼續在庫德聚居地使用其語言。可是，在 1926 年，當英國正式把摩蘇爾列入伊拉克版圖後，費薩爾一世便推翻一切承諾，繼而對反抗力量動武。
其後，在餘下三十多年的王國統治中，政府不但拒絕庫族的獨立訴求，更以否認「庫德問題」的存在為策略。這一次的食言，令庫族的自治夢落空。
庫族第二次遭到伊拉克政府的背信棄義，可追溯至 1958 年至 1963 年，「自由軍官組織」領導人卡塞姆（Abd al-Karim Qasim）的統治時期。
當時，軍官卡塞姆發動軍事政變，把親英且腐敗的費薩爾二世拉下台。政變給予庫德民族主義者一線希望，令他們認為新政府會帶來自治甚至獨立，例如在 1960 年通過庫族的政黨合法化、允許流亡海外的庫族領袖穆斯塔法·巴爾扎尼（Mustafa Barzani，為現任總統馬蘇德·巴爾扎尼的父親）回國等等。
怎料歷史竟再度重演，卡塞姆根本無意賦予庫族自治地位，這一切看似向庫族示好的行為，旨在利用庫族來肅清異己，下一步再清除庫族人。伊拉克政府再度對庫族作出作出虛假的承諾，令後者對前者的怨憤加深。
雖然卡塞姆政府統治十分短暫，但在往後復興黨人的統治時期，伊拉克政府在庫族身上留下最嚴重的傷疤──安發爾大屠殺（The Anfal Genocide）。
在 1980 年代，兩伊戰爭期間，時任伊拉克總統海珊（Saddam Hussein）為了報復裡通外敵的庫德陣線，在兩伊戰爭中聯合伊朗攻打伊拉克，便在 1986 年至 1989 年，對庫族人發動化學武器攻擊及大屠殺，保守估計有超過 10 萬的庫族人因而死亡。此一事件對庫族的重創，成為了伊拉克暴政的最大烙印。
縱使在伊拉克戰爭後，2005 年頒布的新憲法保障了庫族的自治地位，但已經不能彌補庫族人一直以來所蒙受的苦難。
並且，憲法第 140 條雖規定，伊拉克政府必須就吉爾庫克（Kirkuk）等具爭議的地方作出公投，決定主權歸屬，惟迄今仍未執行。此傲慢的態度，使政府的誠信大打折扣。假若伊拉克政府向庫族人妥協，提出其他方案以力挽狂瀾，而庫族仍拒絕信任中央政府，亦是理所當然。
列強的背叛：承諾一次次淪為空頭支票
在公投派眼中，除了伊拉克，英國、美國等傳統西方列強亦成為庫族建國的障礙。眾所周知，現今中東的國界是被英國及法國等一戰戰勝國所人工劃定的，在過程中完全忽略當地民族的結構，一切只以列強當時的經濟與戰略利益為依歸。
即使國際社會曾在一戰後達成共識，給予庫族人享有自治地位，但在當時西方列國的利益權衡下，出賣了庫族，使其承諾淪為空頭支票。
在 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上，身為庫族民族主義分子的鄂圖曼外交官 Sharif Pasha 向各國提出庫德地區自治的要求，而其訴求最終亦被各國接受。根據當時所簽訂的《色佛爾條約》第 62 條及第 64 條條款，庫族人將會在庫德地區獲得自治地位。
然而，在後來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帶領下，鄂圖曼從帝國的廢墟中重振，把列強趕出安那托利亞。於是土耳其與協約國雙方在 1924 年簽訂了《洛桑條約》，把對土耳其極度苛刻的《色佛爾條約》全部廢除，並把原先給予庫族自治的地區瓜分給伊朗、叙利亞、伊拉克及土耳其四國。
在和土國談判中，英國得以抱殘守缺，保留極具經濟及戰略價值的庫德南部地區，及在 1926 年正式把其併入自身托管的伊拉克王國中。由此可見，英國為了自身利益，出賣了對庫族人的自治承諾。
此外，另一件庫族遭西方列強出賣的事件，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發生在 1975 年的《阿爾及爾宣言》。
在冷戰時期，蘊藏豐富資源的中東，是美國及蘇聯陣營的兵家必爭之地。1972 年，伊拉克巴格達政府與莫斯科簽定長達 15 年的友好合作協議，正式倒向蘇聯，此結盟警惕了美國及其盟友伊朗的巴列維王朝。
為了抗衝共產主義陣營，時任美國國務卿季辛吉（Henry Kissinger）透過伊朗，向庫族人提供資金及武器給巴爾扎尼對抗伊拉克政府，令庫族人的信心大增，終在 1974 年與伊拉克爆發戰爭。
可是，一切突然峰迴路轉。1975 年，兩伊達成了《阿爾及爾宣言》：伊拉克在阿拉伯河及其他領土爭議中向伊朗妥協，以換取伊朗及美國切斷向庫族的軍事及經濟援助。雖然庫族人在戰爭中大捷，卻因為被伊朗及美國出賣，使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。
時至今天，當英美等西方國家呼籲庫族人延後獨立公投，不少獨立派便舊事重提，強調不要再墮入西方國家的圈套。這種對西方，甚至對國際社會不信任，乃源於之前被背叛的歷史經驗。
虛耗的內鬥：獨立公投有助於內部團結
外患之外，庫族內部的黨派鬥爭，一直被視為獨立之路的絆腳石。
自從庫族人在 1975 年敗給伊拉克，一群左翼知識分子與學者如塔拉巴尼（Jalal Talabani），因不滿巴爾扎尼保守的作風，便另起爐灶，組成愛國聯盟（PUK），與民主黨分道揚鑣。
在整個 1970 及 1980 年代，兩派零星衝突不斷。雖然在兩伊戰爭中，兩派曾組成了庫德陣線，與共同敵人──海珊政權抗衡，但這合作關係，又由於 1994 年至 1997 年的「關稅戰爭」（Custom War），戛然而止。
此一內戰使庫族境內出現兩個權力核心：民主黨以北部的艾比爾（Erbil）及代胡克省（Dohuk）為勢力範圍，愛國聯盟則以南部的蘇萊曼尼亞省（Sulaymaniyah）為重地，大家各據一方，擁軍自重。此情況不但讓庫族內部元氣大傷，更使爭取獨立建國的力量難以凝聚。
直至最近，因為公投的呼聲日高，獨立議題逐漸令傳統的兩大黨走回團結，他們不只聯合帶頭重啟了闊別兩年的議會，更以大比數通過 9 月 25 日當日舉行公投，組成公投理事會。
縱使仍有些政黨如變革運動及伊斯蘭集團反對舉行公投，但由於現時支持舉行公投的民粹高漲，這對政客的取態孰多孰少有些影響。剛剛退出變革運動的財政部長 Rebaz Hamlan，不顧黨的立場，支持舉行公投，便是一例。
有論者認為，政客支持獨立公投是為了討好選民，為今年 11 月 1 日舉行的總統及國會大選鋪路。但無可否認，在大事大非前，獨立派高漲的情緒有助全國更加團結。
獨立建國，就是現在
當數十年前，庫德民族歷史性地取得自治地位的那一刻，已經註定下一步將走向獨立。過去 100 年的近代歷史證明，無論庫德民族如何被打壓、被出賣，最後還是會堅持走到這一步。此外，這些歷史經驗也向世人說明，庫德人的民族心理，是如何極不信任曾背叛他們的伊拉克政府，甚至於國際社會。
即使之後恐將面對伊拉克的武力鎮壓、土耳其的大軍壓境，或是伊朗的封鎖制裁，堅定的獨立派仍然不會後退、對公投的決心亦毫無懸念──因為對他們來說，獨立建國不再存有甚麼「最合適的時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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