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近尾聲，「狂人」再創政績，為以巴衝突燃點火藥引。12 月 6 日，美國總統川普於白宮正式宣布「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」，預計把位於臺拉維夫的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。如今國內民望低下、受困於「通俄門」事件的川普，選擇在此時兌現承諾，此決定似乎是受國內政治影響，多於對中東戰略的考量。
此一石，激起穆斯林世界的千重浪。耶路撒冷被視為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，因此主權屬猶太教的以色列，或是屬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，乃為以巴衝突的問題核心。被視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，如今正式落入異教徒手中，使穆斯林世界怒火中燒。
一直被視為美國在中東在地阿拉伯盟友，如沙地阿拉伯、阿聯酋、埃及（下稱以沙國聯盟）在此事上的態度，十分關鍵。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院研究員 Shadi Hamid 認為，他們並不太重視「耶城事件」，因為他們認為得到以色列與美國支持以對抗伊朗更為重要。
筆者認為，這個觀點有一半是對的。現實主義（Realism）一直都主宰著伊斯蘭大國從政者的外交思維：若純粹從宗教角度看，與穆斯林民眾不同，「耶城事件」對從政者來說未必很重要。但從政治現實分析，「耶城事件」的確對這沙國聯盟帶來了重大挑戰：
第一、川普此舉損害了他們作為穆斯林大國的「合法性」；
第二、對沙國聯盟在中東地緣政治的勢力產生負面影響。
由此，筆者希望向讀者提供不同視角，思考「耶城事件」為他們所帶來的問題。
中東的國際關係──不同教派的國家，有合作的可能嗎？
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的主流學派（註），此學派視國際社會如無政府狀態，生存之道在於自救及追逐權力，因此追求國家利益才是理性行為，並對意識形態、宗教理念、道德規範（如民主自由）嗤之以鼻。由此，國家若要生存，除了追求相對所得（Relative Gains）以提升國家實力之外，就是與面對共同威脅的國家組成聯盟，達至我方與敵方之間的勢力平衝。
沙國與伊朗在地緣政治上的博奕，應用了現實主義的思維。兩國的衝突，是源於「修昔底德陷阱」：自從 2003 年伊拉克前總統海珊被推翻後，中東的勢力均衡被打破。沙國視明顯日益壯大、成為區內第二強的伊朗為地緣政治威脅，且必然引起衝突。自從阿拉伯之春以後，兩大伊斯蘭國度在中東發動的「代理人戰爭」（葉門內戰、敘利亞內戰及在黎巴嫩的明爭暗鬥），成為了互相爭奪相對所得的大棋局。
近日，沙國與無正式邦交的以色列分享有關伊朗的戰略情報，是因為以色列在鄰近黎巴嫩及巴勒斯坦處，與沙國同樣面臨到伊朗的威脅；相對的，伊朗願意和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一同支持阿薩德政府，並與遜尼派大國土耳其在庫德問題上一唱一和。
由此可見，無論是遜尼派、什葉派、伊斯蘭教或是猶太教的國家，都有結盟的可能，證明國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動力。
美國國內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民眾。圖／ Sheila Fitzgerald＠Shutterstock
現實主義的盲點：外交政策的「合法性」
然而，在今次「耶城事件」中，只側重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思維卻暴露了嚴重的盲點。
以巴衝突本身是一件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互相影響、緊密相扣的政治事件：在國際政治層面上，川普「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」，是對其盟友以色列的肯定與承諾，其決定的後果是令「兩國方案」付諸流水；此一結果又與國內層面互相交織：穆斯林世界群聲譴責美國與以色列的暴行。
在巴勒斯坦，伊斯蘭抵抗組織（下稱哈瑪斯）揚言要掀起「第三次大起義」；在埃及，記者聯盟及反對黨 Egyptian Popular Current 領袖 Hamdeen Sabahi 在反美示威中怒斥塞西政府為「錫安主義者」，向以色列及美國獻媚等等。
在廣大穆斯林眼中，穆斯林各國應有捍衛耶路撒冷聖城的責任，及在以巴衝突上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場。而這些宗教與道德規範，就是穆斯林各國在外交政策的「合法性」泉源之一。
「合法性」一直是現實主義的盲點。國際關係中與現實主義並駕齊驅的自由主義（Liberalism）對此有一番見解，其一代表約瑟夫. 奈（Joseph Nye）提出了軟實力（Soft Power）一詞：只要外交政策具有「合法性」才能服眾，而提升「合法性」的其一方法是提升文化、政治理念、道德的吸引力。若放在穆斯林諸國的脈絡中，就是遵從宗教與道德規範，才能使穆斯林世界的群眾順服。
可惜，沙國、阿聯酋與埃及等穆斯林大國正陷入以上兩難之境：在「耶城事件」中，應該要繼續遵從現實主義思維，避免損害與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，而放棄實踐保衛聖城的責任，還是要捍衛在穆斯林世界的「合法性」，齊聲譴責美以，並用實際行動表態？
到現在，這些穆斯林大國仍然始料不及，無所適從，奔波於在這兩方面取得平衡。這是由於川普突然作出如此決定，超出了他們預期。即使他們需要美國及以色列作戰略盟友，但亦不期望有「耶城事件」這類令他們尷尬的事件發生。
12 月 9 日，阿拉伯國家聯盟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緊急會議，催促川普收回這個違反國際法的決定。而沙國外交大臣朱拜爾（Adel al-Jubeir）更重申要根據 2002 年由沙國提出的和平方案來化解衝突，亦即，「以色列必須撤出至 1967 年六日戰爭前的領土，並歸還東耶路撤冷給巴勒斯坦」；但另一方面，會議中亦無提及會作出進一步的實際行動。
雖然只是純粹擺出政治姿態，虛張聲勢，但這代表他們不得不審慎安撫國內穆斯林的情緒，特別是經歷過阿拉伯之春以後，在中東以至馬格里布地區（非洲西北，後代指摩洛哥、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三國）所有的伊斯蘭從政者均十分擔心國內外發生任何「黑天鵝」事件，動搖內政。
縱使「以巴衝突」的重要性在中東伊斯蘭從政者眼中已大不如前，但在民眾眼中仍然發揮無比的影響力。如何平衡「合法性」與「現實政治」，是他們今日外交政策上最大的兩難。
哈瑪斯重新取得話語權：以巴衝突如何影響沙國陣營的戰略部署？
如上所述，以巴衝突這議題本身是國際與本土互動、互相交織的產物。因此在「耶城事件」中，除了對二元的以巴和平造成衝擊，更對立體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。
於 10 月初，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領導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（下稱法塔赫），以及和控制加薩走廊的哈瑪斯，在埃及首都開羅簽署和解協議（詳見前文）。而看似國內發生的事件，可以說是中東列強在巴勒斯坦這戰場上互相角力而促成的結果。
眾所周知，伊朗是哈瑪斯最大的支持國與金主，雖然雙方因在敘利亞內戰上的立場迴異，曾一度斷絕來往，但今年 5 月伊朗已經對其恢復支助；此外，今年 6 月，沙國聯盟公開與卡達斷絕外交關係，其後伊朗與土耳其公開表態站在後者的一方，從此兩大陣營逐漸成形。
事實上，卡達在傳統上也是哈瑪斯的支持國，例如在過去 5 年，卡達一直積極支助加薩走廊重建，而哈瑪斯政治局領導人瑪夏爾（Khaled Meshaal）更自 2012 年起在卡達接受政治庇護。因此，在哈瑪斯妥協、接受法塔赫的和議以前，伊朗為首的陣營的確在加薩地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
然而，其後埃及作為東道主，介入並主持兩派的和議。沙國聯盟欲令哈瑪斯解除武裝，成為無牙老虎。如果哈瑪斯正式解除武裝，較親沙國及埃及的法塔赫收回其在加薩地帶的行政權力，就意味著伊朗陣營在該區的影響力將「壽終正寢」。
值此之際，「耶城事件」的出現，改變了以上地緣政治鬥爭的結果。哈瑪斯一改過往數個月的頹風，斥責川普開啟地獄之門，除了帶領群眾發動「憤怒之日」，更揚言組織「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義」。除了哈瑪斯外，在加薩地帶第三大勢力「民眾抵抗委員會」轄下的統一旅（Al-Tawheed Brigades）更在 12 月 8 日發射了至少 3 枚火箭炮到以色列境內，以色列則以空襲「回敬」──暴力進一步升級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面對憤怒的巴勒斯坦人，法塔赫主席阿巴斯沒有任何選擇，只有順著民意，齊聲譴責美國的決定。原因有二：第一，阿巴斯是自治政府的主席，如果面對大事大仍然保持沉默，就等同政治自殺；第二，阿巴斯與美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正進行和平談判，如不在此時堅定立場，可能會惹上賣國之嫌。
最重要的是，法塔赫對哈瑪斯的議價能力旋即大大降低。哈瑪斯挾著「耶城事件」，在巴人心目中重振聲威。所以，當初兩派和談的條件──法塔赫要求哈瑪斯解除武裝、負擔自 2007 年加薩地帶政府官員的薪酬及歸還其在加薩地帶的行政權力等，如今恐怕難再堅持。
如果哈瑪斯與法塔赫的和談面臨破裂，就直接地影響上述沙國聯盟在巴勒斯坦的戰略部署，並反而給予伊朗與卡達一個黃金機會，與哈瑪斯建立更緊密的戰略聯繫，恢復過往在加薩地帶的政治影響力。
12 月 11 日，伊朗總統魯哈尼（Hassan Rouhani）與哈瑪斯領袖哈尼亞（Ismail Haniyeh）通電話，指出伊朗誓言支持哈瑪斯對抗以色列。伊朗是自「耶城事件」發生以來，首個公開支持哈瑪斯抗爭的國家。對伊朗來說，這是重返巴勒斯坦的一個重要契機。這就是國內事件延伸至改變國際地緣政治面貌的典型例子。
哈瑪斯領袖哈尼亞。 圖／Sadik Gulec＠Shutterstock伊朗乘勢而上，搶佔道德光環
在「耶城事件」中，其實伊朗、卡達，甚至是土耳其在反對美國及以色列上，更顯得擲地有聲，毫無包袱地站在道德高地。大部分與伊朗關係友好的什葉派國家，在這次事件中除了高調反美反以色列之外，更會用十分強硬的措辭譴責以色列，或呼籲穆斯林世界作出實際行動，推翻川普的決定，這與在上星期六缺少火藥味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緊急會議相映成趣。
例如，伊朗總統魯哈尼斥責沙國應停止向以色列鞠躬獻媚，並穩回立場，依靠區內其他穆斯林國家一起合作抗議；與沙國鬧翻的卡達埃米爾阿勒薩尼（Tamim bin Hamad Al Thani），也提出穆斯林世界應作出實際行動，推翻美國的遷大使館決定；與什葉派真主黨同為「3 月 8 日聯盟」的黎巴嫩外交部長巴希爾（Gebran Bassil）， 表示阿拉伯國家應該考量對美國祭出經濟制裁；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（Tayyip Erdogan）更稱以色列為「恐怖主義國家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「耶城事件」發生後，約旦國王第一時間到土耳其與埃爾多安商討如何回應川普的決定，而且又直接與卡達埃米爾阿勒薩尼通電話，希冀一起協調阿拉伯世界對應危機。在整個過程中，約旦不是和沙國聯盟商討對策，而是主動聯絡卡達、土耳其這些與伊朗親密的國家。另外，今次土耳其亦取代了沙國過往的領導角色，主動召開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緊急會議，商討「耶城事件」。
這突顯了「阿拉伯國家」在以巴衝突的影響力漸漸減低。以巴衝突一直是「阿拉伯國家」的核心政治議程，可是今次「土耳其—伊朗」為首的「非阿拉伯國家」卻取代了前者，在以巴衝突上扮演了領導穆斯林世界、真正表達人民聲音的角色並「乘勢而上」；相對上，沙地阿拉伯表現得像奴才哀求主子收回成命般，失去作為一個穆斯林大國應有的形象──長遠而言，若這環境持續下去，將有助伊朗在日後擴張在中東區域的影響力。
「耶城事件」的兩大挑戰：外交政策的失敗、地緣政治的挫折
經歷「耶城事件」一役，沙國聯盟無論在外交政策上或是在中東大棋局的爭奪戰上，均是失敗的。
和其他世俗國家不同，在伊斯蘭教的脈落中，宗教與道德規範是穆斯林國家在制定政策時的包袱，亦即外交政策中「合法性」的來源。當現代國家的本質是以國家利益作為主導外交的思想時，無可避免地，與期望大國實踐宗教與道德規範的穆斯林社會產生衝突。當穆斯林社會與國家主政者之間產生矛盾，又會必然波及國際政治層面，釀成大國政治的悲劇。而以巴衝突，正伴隨著以上的規律，重蹈覆轍，無限輪迴。
穆斯林國家之間最需要的是團結與互信，然而，距離這個理想，似乎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
耶路撒冷被視為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三大宗教的聖城，因此主權屬猶太教的以色列，或是屬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，乃為以巴衝突的問題核心。圖／shutterstock註：近代的代表人物包括華爾茲（Kenneth Waltz）、米爾斯海默（John Mearsheimer）及沃爾特（Stephen Walt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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