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曼在中東政治上的角色長期被低估，甚至被主流忽略。身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守護者、伊斯蘭第三派別伊巴德派的代言人、與內陸阿拉伯國度不同的歷史脈絡、卡布斯始終如一的大戰略思維，以及小國外交哲學，都給予阿曼充足的條件，在外交政策上大展拳腳，發展出獨立、務實、溫和的方向，不至於對毗鄰大國俯首稱臣，仍能成為大局中的重要行為者。
承上篇，無論在地理上或是在民族上，雖然阿曼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密不可分，但卻能發展出一套與眾不同的外交風格，其故於擁有由獨特地理位置所塑造的海洋文化、有亞於內陸阿拉伯國的歷史傳統、走出教派衝突邏輯的伊巴德派、有利執行穩定外交政策的國內體制，以及小國之特性。
自 1970 年蘇丹卡布斯上任以來，阿曼的外交政策始終如一：第一，獨立自主。維持外交行動的自由，盡量不受海灣國家盟友及伊朗的制肘；第二，敦本務實。在英美西方列強與區域強權的利益間遊走，在不得罪其他國家的情況下，把國家利益最大化；第三，中庸之道。面對衝突時，盡量以外交手段代替開戰，必要時以中間人身份平衝各方利益。
過去數十年，阿曼在面對以巴衝突、全球安全議題、中東衝突以及伊朗核問題這四大外交領域上，都把以上的外交思維發揮得淋灕盡致。
以巴衝突：與西方保持友好關係，亦平衡阿拉伯國家的期待
雖然阿曼同為穆斯林與阿拉伯國家，但不像埃及、沙國、伊拉克等國，他從來沒有經歷過以色列立國戰爭、蘇伊士運河危機、六日戰爭及贖罪日戰爭，所以在以巴衝突上並沒有榮辱與共的集體身份意識。亦因此，卡布斯的外交政策可輕鬆地按自身利益行事，沒有阿拉伯國家初時緊守的道德原則。
最受曯目的例子是阿曼支持埃及與美國修補關係。當時卡布斯歡迎在 1978 年美國、以色列與埃及達成的大衛營協定，及在 1979 年的埃美關係正常化的協議。同年，因阿拉伯聯盟欲在會議中把與以色列修補關係的埃及驅逐出聯盟，而令阿曼拒絕出席該會議。
雖然當時阿曼為了與西方國家保持友好而選擇挺埃及，但為了平衡阿拉伯國家的期望，之後也站在他們的一方，支持推動以巴和平進程。例如 2002 年，公開支持由沙地阿拉伯提出的阿拉伯和平方案等。
然而，值得留意的是，自從 1991 年的「馬德里和談」及 1993 年的「奧斯陸協定」之後，阿曼與以色列私底下建立了在經濟與政治上的雙邊關係，如 1996 年以色列與阿曼互相開設官方貿易辦公室，雖然在 2000 年因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爆發而關閉，但其後兩國仍不乏交流。
直到今日，阿曼雖反對川普宣布把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的決定，但態度也和一眾阿拉伯國家般討好美國，只有聲討沒有行動。由此可見，阿曼不必被外力牽著鼻子走，一邊與美國、以色列保持友好關係，一邊平衡阿拉伯國家的期望，盡量在相關議題上維持現狀，可謂充分貫徹其外交方針。
全球安全議題：能屈能伸、左右逢源的藝術
若阿曼要維持在外交政策上的獨立自主、避免區域國家干預其內政的話，首要條件是拉攏英國甚至美國，與之維持緊密且特別的外交關係。拜與西方深厚的傳統友誼所賜，阿曼有條件制定務實的外交政策以迎合西方國家，從而在軍事上受到英美列強的祝福。
1980 年 4 月，阿曼首次與美國簽訂長達 10 年、以軍事援助換取美國在阿曼駐軍的軍事協議，其後協議每 10 年續簽，直到現在。另外在 2001 年，適逢 911 事件，為了支持阿富汗戰爭的行動，美國在阿曼的駐軍數目由 911 前的 200 人大增至 4,300 人。之後在 2003 年，縱使阿曼蘇丹公開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，認為會挑動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情緒，及美國將泥足深陷於戰爭，阿曼最後仍讓美國派遣 3,750 名駐軍進入國內，支援伊拉克戰爭的行動。
雖然阿曼反對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，但為了得到列強的保護罩，阿曼亦選擇了務實的方向，對美國採取百般忍耐的態度。
另一方面，阿曼嘗試在 1980 年代的兩伊戰爭及 1990 年的波斯灣戰爭中，穿梭於各陣營間斡旋，以圖討好各方。在兩伊戰爭中，為了使科威特油輪免受伊朗的攻擊，1987 年美國時任總統雷根（Ronald Reagan）決定讓其油輪改掛美國旗並提供護航。當時阿曼雖然反對此舉，認為效果會適得其反，但最後也同意為此行動提供後勤援助。
同時間，阿曼亦協助把美軍海戰中被俘的伊朗人遣返回伊朗；至於在 1990 年波斯灣戰爭中，縱使伊拉克首先入侵科威特，但為了避免與伊拉克關係破裂，而反對美國以軍事行動解決，冀聯合國以制裁方案代替之。然而在戰爭過後，阿曼亦立即與伊拉克重修舊好。1998 年，阿曼公開反對聯合國特別委員會（UNSCOM）利用軍事行動，迫伊拉克就藏有大量大殺傷力武器實施檢察，便為一例。
在全球安全議題上，阿曼實踐了左右逢源、平衡各方期望的外交藝術：當阿曼就某議題反對盟友的同時，亦支持盟友在某方面的立場──這種中庸之道，就是為了避免製造敵人。
中東衝突：沙地阿拉伯與伊朗之間的天秤
細數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（GCC）成員，若推測誰會步卡達的後塵，遭受阿拉伯國家斷交的話，答案肯定是阿曼。其與伊朗過從甚密的關係，一直都被其他海灣國家所警惕。如之前所說，除了因為與伊朗有著深厚的歷史友誼之外，更多是為了平衡沙國在海灣地區的勢力，加上與伊朗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，所以阿曼是繼卡達之後，第二個較親伊朗的海灣國家。
在平衡沙國勢力方面，阿曼在不少大事大非上都公然與之相違背。早在 1981 年海合會成立之初，阿曼除了闡明這種安全合作關係是建基於親美立場外，同時又反對把此組織定性為反伊朗聯盟。此外，在 2013 年的海合會年度峰會上，阿曼外長阿卜杜拉（Youssef bin Alawi bin Abdullah）更反對沙國把海合會變成為政治聯盟的構想；由此可見，阿曼與沙國對海合會抱著不同的期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阿曼並沒有介入沙國與伊朗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戰爭當中。自 2011 年敘利亞戰爭爆發伊始，阿曼是唯一一個與巴沙爾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海灣國家，更不像其他海灣國家般，軍事支援敘利亞國內的反對派。
再者，當 2015 年沙國領導其他海灣國家對葉門的親伊朗胡塞武裝分子發動空襲時，阿曼卻沒有參與其中。另外，在 2016 年 1 月，因伊朗民眾抗議沙國處決其什葉派教士，而圍攻沙國駐德黑蘭大使館。當沙國、巴林與阿聯酋立即與伊朗切斷外交關係，或把雙方關係降級時，阿曼卻沒有應和。面對沙國與伊朗之間的明爭暗鬥，阿曼並沒有選擇站在沙國的立場，也沒有跟隨伊朗的步伐，只是保持沉穩低調。
與此同時，因為阿曼與伊朗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，所以不欲高調與伊朗對立。雖然阿曼本身蘊藏著龐大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，但與其他海灣國家相比卻相形見絀。因此，阿曼開始未雨綢謬，除了把過往極度依賴出口天然資源的經濟體多元化外，更開始尋找穩定的天然氣來源，而伊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
早在 2013 年，兩國已經簽訂為期 25 年的天然氣供應協議：伊朗透過新建的天然氣管道，把天然氣輸往阿曼。後者除了能得到穩定的能源供應外，更可把過剩的天然氣再出口到其他國家，滿足了阿曼欲發展成為印度洋轉口港的宏願。
雖然在 2016 年 12 月，阿曼最終加入了反伊朗的「伊斯蘭反恐軍事聯盟」（Islamic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 ），但這並不改阿曼親近伊朗的作風，甚至乎有論者視之為再平衡伊朗與沙國影響力的手段。簡而言之，阿曼不會因為是海合會成員的身份，而失去外交自主，而是根據國家利益，作出務實的外交決定，除了平衡沙國在海灣地區的勢力外，更希望與伊朗保持經濟合作。
伊朗核問題：穿針引線，促成大局
阿曼經常在西方與伊朗之間遊走，多次擔當中間的橋樑。更重要的是，阿曼在伊朗核和談背後穿針引線、促成大局的角色，卻一直遭主流媒體忽略。
核問題一直是西方與伊朗之間的核心問題。由 2006 年開始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德國正式啟動六方會談（P5+1），與伊朗商討解決其核問題。期間，聯合國雖多次對伊朗祭出制裁決議，但一直也未能迫使伊朗放棄進行鈾濃縮活動。
然而到了 2013 年，伊朗核問題卻因一次由阿曼蘇丹卡布斯贊助的秘密會議，而有突破性進展：那年 3 月，在卡布斯暗中聯略下，美國政府秘密派出美國時任副國務卿伯恩斯（William Burns），以及一眾核技術專家，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，與伊朗高級官員進行秘密會談。另外，卡布斯亦在同年 8 月親赴伊朗，與哈梅內伊討論核問題。最終在同年 11 月，伊朗與 P5+1 在核問題上達成了協議。
在此事上，卡布斯可謂功不可沒。他知道若果伊朗與西方就此達成共識，順利改善關係的話，對阿曼本身也有好處。除了阿曼本身與西方和伊朗都有著歷史友誼外，維持中東區域的和平穩定亦是阿曼的國策之一。中庸之道的外交政策在此時大派用場，令卡布斯的中間人形象更深入民心。
總結：小國也可以有外交
阿曼在中東政治上的角色長期被低估，甚至被主流忽略。身為霍爾木茲海峽的守護者、伊斯蘭第三派別伊巴德派的代言人、與內陸阿拉伯國度不同的歷史脈絡、卡布斯始終如一的大戰略思維，以及小國外交哲學，都給予阿曼充足的條件，在外交政策上大展拳腳，發展出獨立、務實、溫和的方向，不至於對毗鄰大國俯首稱臣，仍能成為大局中的重要行為者。
卡布斯年事已高，未有子嗣，因此在他歸真後的繼承人問題，成為了阿曼國內政治及外交不穩定的因素。在他之後的蘇丹能否繼承其半世紀的政治與外交遺產呢？這問題應該是中東政局的核心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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