持續一周的伊朗跨年示威浪潮，最終被政府撲熄。縱使惟哈梅內伊是瞻的政府依然牢不可破，但伊斯蘭神權政治的光環逐漸退卻，顯然是事實。
1979年，伊朗前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（Ruhollah Khomeini）推翻巴列維王朝，創立伊斯蘭共和國，推行「教法學監護制」，由教法學家治國。然而，時移世易，伊斯蘭革命的熱情、宗教之理想已被眾人拋諸腦後：不滿緊縮經濟政策的中下階層關心麵包多於理想；而未經歷過革命歲月的年輕人對教條不屑一顧。
這些現象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伊朗神權政治的未來。事實上，這種以宗教理念作為政權合法性的體制早就弊病叢生，其原因有三：
第一，神權政治的合法性正被教士等權貴貪腐蠶食。在建國初期，為了爭取群眾支持，霍梅尼常強調社會公義，並宣傳協助貧苦大眾「受壓迫者」（Mostazafin）去對抗窮奢極侈的王室「壓迫者」（Mostakbarin）。整套論述使伊斯蘭政權成為低下階層的代言人。
革命衞隊緊握國家經濟
但是，經過數十載的專制統治後，政權變成了另一個巴列維王朝。在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時期，政府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政策。然而，大部分國營企業的股份都售予與政府關係千絲萬縷的組織，哈梅內伊集團與革命衞隊依然緊握着國家經濟，形成了裙帶資本主義，使貪污頻生。
根據透明國際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）的清廉指數，伊朗在176個國家中只排第131位。即使與美國達成核協議解除制裁，但由於缺乏投資及效率低下，伊朗經濟依然不振，失業率繼續高企，所以，今次示威者抨擊未能振興經濟的教士政權貪污腐敗。
第二，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的繼承制度缺乏可持續性。在伊朗，最高精神領袖比總統權位更高，但這樣崇高的職位在挑選繼承人過程中難免出現爭議，在1989年霍梅尼臨終前便出現過。根據當時憲法，只有最高級別的神職人員「大阿亞圖拉」才有資格擔任最高精神領袖。然而，由於缺乏人選，所以霍梅尼生前修改憲法，降低門檻，使當時僅為「阿亞圖拉」的哈梅內伊有機會。重點是，當時哈梅內伊是靠前總統拉夫桑賈尼（Akbar Hashemi Rafsanjani）的證供，才能取得專家會議眾人的信任以繼承大位。
踏入2018年，哈梅內伊年事已高，又要思考繼任人的問題。可是，現在卻缺乏德高望重的大熱人選。當將來競爭者眾或繼任者缺乏魅力時，自然難以令人服眾，此時如何避免在權力交接中出現問題呢？這是需要關心的難題。
第三，年輕一代對神權政治嗤之以鼻。在這場示威中，「哈梅內伊去死」、「教士們，有點羞恥心，放開這個國家」這些響亮的反神權體制口號主要是由「伊朗90後」的年輕人高喊出來。
過去十數載，伊朗的年輕人口不斷膨脹，2016年伊朗已有50%的人口在30歲以下。這股龐大的新世代沒經歷過火紅革命年代、兩伊戰爭等大事，比起上一代，他們對宗教沒有太大歸屬感。
此外，今時今日是資訊流通非常發達的年代，Telegram及Instagram不只是示威的傳播媒介，亦成為了年輕人的社交工具。他們比上一代更多機會接觸外界事物，更令他們嚮往自由。再者，比起宗教，他們更關心前途問題。伊朗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6.7%，所以他們在示威中，主要都是痛批政府無法處理經濟問題。
昔日宗教鋤強扶弱的理想不再、本身體制的可持續性成疑、年輕世代對教條的蔑視都成為了神權政治的潛在炸彈。短期而言，伊朗在哈梅內伊治下仍能保持穩定，但到了第三、第四代，就很難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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