敘利亞內戰持續了 7 年，國家雖飽受戰火蹂躪，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輸家。
2011 年，阿拉伯之春狂風掃落葉，敘國旋即陷入戰火。有憤恨獨裁政權的政治領袖、有乘勢招兵買馬的宗教極端組織、有不滿貧富懸殊日增的普通民眾、也有在市場自由化改革下未能分一杯羹的小商人，故戰亂根源難以三言兩語名狀。
主流評論多從意識形態、宗教、國際關係等角度探討敘國內戰，卻鮮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把問題說清。在內戰中，行為者（Actor）可分為不同維度：有國家的（美國、俄羅斯、土耳其）、有政治單位的（伊斯蘭國、敘利亞自由軍、沙姆解放組織）、有宗教派系的（代表官方的阿拉維派、及薩拉菲主義者等）。
然而，經濟行為者如國家寡頭精英、流亡企業家、新興「暴發戶」，其重要性卻一直被忽略 —— 特別是後者。
一將功成萬骨枯，戰爭為「暴發戶」帶來了國難財，使他們由寂寂無名的小商人，搖身一變成坐擁千萬生意王國的企業家。此一變，促進了新的經濟向上流動，憾動了舊的商界精英結構。究竟，在政治經濟學角度而言，內戰如何成為了敘國商業社群結構的轉捩點呢？「暴發戶」的出現，如何令內戰變得複雜呢？
敘利亞內戰前的商業社群結構
在了解內戰與敘國商界社群結構的轉變前，必先要認識該國在內戰前的情況。自從 1963 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（Ba’ath Party，下稱復興黨）奪取政權後，國家便奉行社會主義經濟，增強政府在市場上的角色，把當時主要企業收歸國有，使國營企業成為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動力火車。
而在 1970 年代，隨著哈菲茲·阿薩德（Hafez al-Assad）上台，這種發展路線，基本上已成為他往後統治 30 年的定局。中東學者 Joseph Bahout認為，自從復興黨上台後，直至 90 年代為止，國家的商界階層基本上已鮮明，大概可分為四大類：
第一，在鄂圖曼及法國託管時代的舊資本家。復興黨上台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，令他們的經濟影響力大為減退；第二，依附著阿薩德政權、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的中小型企業家；第三，受益於在 1960 至 80 年代，國家發現石油的食利階層；第四，阿薩德家族親屬、或是與他們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國家精英，控制整個國家的關鍵戰略行業及政府合約。而這之中，以國家精英最有影響力。
以上商界階層，受到自敘國現任總統巴沙爾（Bashar al-Assad）上台後，為振興經濟而推行的市場自由化改革而起變化，不少新興中小型私營企業應運而生。例如，私企貢獻敘國國內生產總值（GDP），由 2000 年的 52%，上升至 2007 年的 60.5%。
可是，這股市場自由化改革趨勢，充其量只帶來輕微震盪。因為巴沙爾在推動社會向上流動的同時，亦要兼顧國家精英的既得利益，保持他們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。有別於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的大規模私有化政策——敘國政府主要透過外包制度（outsourcing），把國營企業的業務外包給營運私企的國家精英，使兩者成為經濟利益的共同體。這種改革，其實反令貧富差距更加擴大，精英利益繼續穩如磐石。
在國家商界巨賈中，自 1990 年代嶄露頭角的阿薩德之表弟馬赫盧夫（Rami Makhlouf），便是其佼佼者。
《金融時報》指出，至阿拉伯之春為止，馬赫盧夫已經壟斷了敘國 6 成以上的國家經濟，事業王國橫跨電訊、地產、銀行、運輸等等。2000 年，他創立了敘利亞電信（Syriatel），是敘國國內僅有兩家中的其中一家電訊巨頭；2007 年，他更成立 Al-Cham 控股公司，投資各個領域，控制國家主要產業命脈。
另一位靠政權攀上商界精英層的人物，就是與阿薩德之弟馬希爾（Maher Assad）過從甚密的哈姆修（Mohammad Hamsho），除了掌控敘國其中一大控股公司 Hamsho International Group，更在 2007 年成立親官方的 Addounia 電視台，涉足傳媒界。
財富大洗牌：戰爭是如何把「暴發戶」煉成的？
可是自 2011 年敘國內戰爆發後，情況大為改變：國內生產活動大受打擊、經濟產值急速倒退、資本外逃到鄰近國家、加上敘國政府及與商業巨頭，因支持暴力鎮壓國內反對派，而遭受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。
在此背景下，敘國內戰顛覆過去 40 年的商界階層。中東政治經濟學學者、阿卡迪亞大學副教授 Samer Abboud 指出，敘國商界社群出現了精英分化（Elite Factionalization）的現象：
2. 其次就是與政權關係淡薄的外逃商業精英。他們並不是阿薩德家族的忠實支持者，在內戰爆發後，他們把資產轉移到鄰近地區，如土耳其及海灣國家，更公開資助國內反對派，推翻巴沙爾政權（由一眾敘國商人組成的＂Syrian Business Forum＂是這派代表）；
3. 另一批就是在 2000 年代市場自由化改革下日益茁壯的商業精英。雖然他們與前者一樣，和政權的利益關係不深厚，也是外逃資金的最大來源，但他們的立場並非如前者般鐵板一塊。他們試圖遊走各方陣營，只希望在內戰完結後，繼續留在國內發展；
4. 最後就是新興的商業精英。在戰爭之前，他們只是毫不起眼的普通商人。但後來卻恃著戰爭環境，依附著政權和舊商賈去鑽取「國難財」，成為戰爭「暴發戶」。令他們致富的關鍵不在於經濟生產，而是在各方陣營之間擔當「中間人」的角色（關於此點，稍後會詳述）。
首三類算是內戰爆發前就活躍的舊商業精英，但最後一類卻可被歸類為新崛起的商業階層。這群新晉的「暴發戶」，是使敘國內戰得以延續下去的重要角色，但卻一直遭到忽視。
究竟，戰爭是如何令「暴發戶」乘勢崛起的呢？
巴沙爾政權與 ISIS 的石油「經紀人」：哈斯瓦尼（George Haswani）
巴沙爾政府為配合戰爭的需要，調節經濟管治模式，依靠這些「中間人」去維持國家經濟的運作。由於反對勢力從政府手上奪取廣大領土，使國家的經濟活動陷入萎縮。
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，在 2011 年至 2016 年間，敘利亞石油產量下降了97%。這是故於敘國的油田多處於由庫德族控制的東北方，及由伊斯蘭國（ISIS）控制東南方的代爾祖爾省，使政府不能在當地繼續開採石油。可是，ISIS 控制油田，自然有需要靠它來賺取收入；相反，政府卻需要資源，以維持經濟活動。
在這情況下，哈斯瓦尼（George Haswani）便成為了 ISIS 和政府的中介，連接了這市場的供求。哈斯瓦尼是靠做中介致富的經典例子：他本身在國內擁有 HESCO 工程公司，以建造石油及天然氣設施為主要業務，規模毫不起眼。但自從他開始從 ISIS 手上購買石油，再售予政府後，便得到非常可觀的收入，旋即成為「暴發戶」，在國際上聲名大噪，亦因此被放在制裁名單上。
關於他的發跡史不詳，坊間估計他在因緣際會下與阿薩德家族建立關係，繼而崛起。由此可見，政府在戰爭中抱殘守缺，以依靠這些「中介人」作維持國家經濟之權宜計謀。
國際制裁下，小麥進口的中介人：Foz 家族
不只是政權，舊商賈也利用了這群中間人，進行有暴利可圖的商業活動，以補償因戰爭而蒙受的經濟損失。由於舊商賈都遭受國際社會制裁，因此極需要以中介掩人耳目，繼續與外界進行商業活動。
其中一個靠此致富的中介人便是來自敘國沿海城市拉塔基亞（Latakia）的 Foz 家族。Foz 家族為巴沙爾堂兄、總統府安全保衛頭目、兼在國際制裁名單上的沙利什（Dhu al-Himma Shalish）效力。此家族營運的公司 Aman Group，被懷疑作為外界與敘國國營採購公司 Hoboob 之間的中介人，進行小麥進口貿易。
據海運分析公司 Windward 的航運資料顯示，另一與之有關係的涉事者、在黎巴嫩及敘國註冊的航運公司 Yass Marine，於 2013 年下旬多次從烏克蘭、土耳其、俄羅斯進口小麥到敘國。路透社引用之消息指，每 10 萬噸小麥起碼能賺取 300 至 400 萬美元的漲價，利潤十分豐厚。據聞此業務亦涉及敘國船業大亨 Abdul Sabra 的參與，而他是馬赫盧夫所成立的 Al-Cham 控股公司之重要投資者。
由此可見，舊商業精英與新興中介人之間，建立了錯綜複雜的商業利益關係，前者為補償戰爭帶來的損失，而後者卻乘勢賺取意外之財。
在圍城交困中投機取巧：乳製品商人 Mohieddine Manfoush
戰爭的確產生了另類商機，令不少投機主義者垂涎三尺。被《經濟學人》形容為由 25 頭牛起家的乳製品分銷商 Mohieddine Manfoush，便發跡於近月鬧烘烘的東古塔區（East Ghouta）圍城戰。在內戰前，東古塔區為首都大馬士革提供芝士及肉類食品。可是自從 2013 年東古塔區遭政府軍圍城伊始，當地農民便與他們在首都的客戶斷絕了往來，其生意大受打擊。
就在這時，Manfoush 透過商賈哈姆修，與阿薩德之弟馬希爾建立聯繫，得以壟斷大馬士革與東古塔區之間「進出口」的貿易，並能夠控制當地物價，以奪取暴利。
例如在「進口」方面，在 2013 年，敘國政府對東古塔區發動令 1400 人喪生的化武攻擊後，立即加緊圍堵該區，Manfoush 此時便坐地起價，在大馬士革賣每斤不到 1 美元的糖，在東古塔區卻賣到每斤 19 美元！
至於在「出口」方面，他在東古塔區以低價購入當地乳製品，並以雙倍價錢在大馬士革出售。這接近 40 萬人的市場，對 Manfoush 來說簡直是一棵搖錢樹。更重要的是，就算政府如何阻止人道救援組織運送物資到該區，Manfoush 也能獲得特權，令其多數時間都能自由地進出兩地之間的瓦菲迪（Al-Wafideen）檢查站。
圖／deepspace@Shutterstock
總結：內戰，然後呢？
在整個戰爭經濟環境中，就算舊國家精英如何暗地裡謀取暴利，他們都不是贏家——內戰對敘國造成了 2,26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，而他們絕對是首當其衝。在敘國內戰中的贏家，可能只有搭著戰爭便車的新興「暴發戶」。
過往關於敘國內戰的評論，鮮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。在看似內戰臨近尾聲時，我們不得不考慮這群新興「暴發戶」的想法：他們在戰爭中獲利，會否成為結束內戰的阻力？這群食利而無生產力的中介人，會為戰後重建付出多少？
無論這群暴發戶的想法如何，必須承認，我們過去對敘國內戰存在部分誤解——我們似乎高估了人對政治不平的義憤，卻低估了人對金錢財富的貪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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